“自然保护地”大众化推广
自然保护地大众化推广 2012年以前,自然保护地的概念几乎很少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而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解焱博士秉着对时代、对当今以及未来人类负责任的科学家态度,执着地将自然保护地与较为普及的自然保护区从科学内涵及现实意义上加以严格区分;并且出于
  • 2014年12月17日
  • 多利益相关方
  • 社会化沟通

“自然保护地”大众化推广
2012年以前,自然保护地的概念几乎很少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而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解焱博士秉着对时代、对当今以及未来人类负责任的科学家态度,执着地将自然保护地与较为普及的自然保护区从科学内涵及现实意义上加以严格区分;并且出于自然保护地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强烈主张国家立即建立“自然保护地法”。
我们通过大量研究和分析,发现这样一个专业领域、极为细致、跨学科的新议题,要引起社会各界力量(尤其是能够推动立法进程的人士)足够的重视,并让他们在有限时间内采取行动,必须具备四大要素:深度挖掘科学研究在实践角度的意义、有强大的国家宏观战略作为政策支撑,有跨专业的语言沟通体系扫清沟通障碍、社会上有足够大的声量。



解博士作为多年的动物研究、生态研究学者,起初在解释保护自然保护地的初衷时,被提到最多的是源于对濒危物种和关键物种的保护,这个解释曾经让非自然科学专业的我们在如何大众化推广自然保护地这件事上踯躅不前,因为我们无法确知这样的保护对全社会而言究竟有何普遍意义;但我们很明显还是能感受到解博士在此事上是怀着更深的人文理想和关怀的,只是她自己尚未挖掘出来。那时,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是关于自然保护地的概念、分类分区、数据等等专业信息。

我们通过不断沟通、层层剥茧,解博士和她的团队也越来越清晰如何解说背后的意义:保护自然保护地,是为了保护濒危物种和关键物种;而对后者的有效保护,将有利于对他们生境内的其它物种保护,从而有效促进对该生境的保护;而保护好地球现有的各类生境,是人类生存的保障——这,将成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根基。






我们突破科学家专业领域的局限,对自然保护地相关知识体系及其辐射领域信息进行了广泛搜集,获得了国务院、发改委、国土局等发布的多项关键信息,对这些决策者急于解决的问题进行宏观研究和深入分析,并最终准确定位了这些问题与科学家的主张之间的交叉点——这为推广科学家的主张寻求了最有力的政策支撑。




我们通过6个多月、与200多位自然科学学者、政府各级官员、法学研究者、律师、执法人员、有自然保护实践经验的NGO、企业界、一线媒体工作者等等大量的、反复的沟通,最终形成了一个简明、准确和易于理解的语言沟通体系——“用自然保护地捍卫中国的生态安全底线”。在后续的数个月里,我们以此帮助科学家与那些非自然科学界专业但可能大幅度影响社会政策选择的人士展开了相对快捷而有效的沟通。



2013年两会期间,全国13个省、市、地区的263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代表、两院院士联名,共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呼吁制定《自然保护地法》。
整个自然保护地立法研究及推动的民间活动,直接促使自然保护地立法突破性地进入到人大立法研究阶段。




在上层路线之后,我们开始探索下层路线的一线实践——自然保护地友好产品保障体系,只有突破了保护地生计困难与保护地破坏这一矛盾的瓶颈,才可能从实践角度找寻到真正的保护地友好的道路。
我们与解博士关于“自然保护地保护的大众化推广” 还在继续……